pg电子平台控制是从打压、辱骂开始的。薛影的经验是，从学员的过往经历中挑毛病进行批评——“你太自私”“你冷漠”“你自以为是”……他经常用这样的说法。据他观察，在这个阶段，有学员会感觉心脏不舒服，喘不上气，有学员中途呕吐。
这些回忆一直藏在薛影心里。直到最近看到北京32岁的女投资人魏萌参加LEGACY课程中晕倒，之后抢救无效去世的新闻，他又想起2016至2017年，曾经在北京做过类似课程的导师，授课内容与魏萌上的课程内容极其相似。
有媒体报道称，LEGACY课程上，学员互相辱骂，导致魏萌情绪崩溃，家属否认了这一说法。目前，北京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在调查魏萌生前去过的涉事机构。
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国内有不少这类包含辱骂学员等环节的培训课程。长期关注此类现象的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天嘉说，这类课程的源头在美国，传入中国后被称为“教练技术”课程，大多数课包括探索（或觉醒）、突破（或蜕变）、实践三阶段。这类课程名义上帮助学员突破自我，实质通过环环相扣的培训课程，对参与者心灵操控，并针对不同用户群体，用不同辞藻包装，在许多地方传播变异。
长期以来，这类课程假借各种培训名义，隐蔽又具有迷惑性。魏萌去世的消息重新引起了人们对于“教练技术”课程的讨论。
一个有400多人的受害者互助群也关注到这个新闻。群友们大多在反对“教练技术”的贴吧里相识，从事的行业包括金融、外贸、建筑工程、互联网、保险。有人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人是已经退休的老人，还有青少年来咨询，自己上的课程是否属于“教练技术”。
其中，少数群友曾经上过课，觉察问题后离开培训机构。大多人为了挽救正在上课的家人，进流，寻找劝阻家人上课的办法。
他曾上过这类培训班，后来，为了成为导师，大学学习电影专业的他辞去原先的工作，花10万元培训费上导师课。直到2017年，在家人的劝阻下，他才不再做导师。
据他回忆，绝对服从，遵守纪律是许多“教练技术”课程的特点。课堂上，他要求学员穿统一的班服，喊整齐响亮的口号，保持情绪高涨，目的是凝聚学员，“让学员集体无意识”。学员还需要上交手机，不允许外传课程内容。在受访学员的回忆里，最常出现的一句话是“他们让什么我就干什么”。
薛影说，这类课程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薛影会要求学员互相拥抱，增加学员归属感和信任。第一阶段结束前，他还邀请学员家属“秘密”来毕业典礼现场，配合音乐和灯光，家属抱一束花或捧着礼物突然出现，庆祝学员阶段性毕业，让学员“更感恩平台，感恩导师”，进而鼓励学员报名第二阶段的课程。
到了第二阶段，薛影会通过打压、指责、挑毛病的方法打破学员的心理承受力。在这个阶段，许多学员会出现身体不适。为了保证安全，薛影会在上课前，了解学员精神状态、怀孕情况。
学员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薛影总结，“第二阶段的游戏体力消耗大，脑子空才能听进去”pg电子平台。 他还要求学员分享隐私、创伤，角色扮演成最讨厌的人，如、捡垃圾的老太太等，鼓励学员“豁出去”“突破自我”。他的学员曾穿着乞丐的衣服，去游乐园转了一圈。一段在网络上引起关注的角色扮演是，2018年，一个从事保险工作的女学员，穿着三点式兔女郎装出现在中国香港的旺角地铁站，并搭乘港铁。她在中国香港参与“人生改进课程”，导师要求女学员在公众场所穿着暴露，以突破自我，提升自信。
直到第二阶段结束前最后一天，薛影才开始表扬学员，“就像坐过山车，一开始往下压，再慢慢往上抬，抬到最高时，人容易变得兴奋、喜悦。”
在第三阶段，培训机构会引导学员，随机和班级上的异性学员结为死党，外出感召新学员。薛影打比方，学员找到新学员来上课，是帮助新学员，就像捞起一个被海浪冲到岸上的海星扔回海洋，挽救海星生命。
在这类培训班里，“海星”成了新学员的代名词。感召“海星”是学员必修的功课。有个从事外贸工作的学员，挨个儿邀请微信朋友，最后只拉了1个人，她一度感觉沮丧，“为什么都不相信我”。
薛影还会组织学员参与公益活动，去留守儿童学校、养老院献爱心，增加集体荣誉感。
1997年出生的李程曾经参与过这类公益活动。初中时，一场由他的学校和企业家共同举办的一次公益活动中，他和父亲分别作为学生代表、家长代表参加。他还记得，当时学校挂着红条幅，写着“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学生们轮流上台和父母诉说感恩的话。
直到父亲参加“教练技术”课程后，李程才知道，当初的公益活动，实际上是给“教练技术”课程做了免费宣传，目的是挖掘家长成为潜在学员，塑造培训机构良好的社会形象。
根据公开报道，全国各地许多学校曾举办类似活动，在学校悬挂的红条幅或背景板上，主办方一栏写着组织这场公益活动的“教练技术”班级。他们通常的班级代号以字母“TA”“LP”开头，后面跟着一个数字，如“TA57”,指的是第57期学员。 这些公益活动被刊登在当地报纸上，为学员感召“海星”背书。
“教练心理学”和“教练技术”名称相似，前者是心理学一个分支学科，着力于发掘潜能、提升人的幸福感和工作表现。早在教练心理学在中国被广泛知晓前，已有培训班假借“教练技术”的名号，实施新型传销手段。
“教练技术”课程三阶段的培训套路可以演变出许多形态。在山东，为了招募在县城开店的老板们，培训机构开办“企业家培训”，在“教练技术”的基础上加入了国学的内容。在深圳，面对企业高管和工厂老板，培训机构着重培养学员“领袖力”和企业管理。还有的“教练技术”培训机构把报名点设立在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
面对青少年，它变成五天四夜的夏令营、“青少年领袖班”“唤醒天才领袖训练营”。和上课周期长达数个月的成人班相比，青少年班多举办在寒暑假，时间也更短。
在与“精神传销”“教练技术”相关的网络视频下，许多网友评论，曾经在青少年时期参与过这类课程。《南方周末》2019年曾报道，一些培训机构为了招募更多人，要求学员把孩子也带进来，有的甚至开办了面向五六岁儿童的课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以家长的身份，咨询两家疑似开设这类课程的机构。有一家说，新学员必须通过学员推荐才能上课，另一家说，家长必须先上两天课，才能为孩子精准选课。
在其中一家机构的书面介绍中，这类课程可以转化（学生）对“被迫”行为的信念。课程咨询师向记者解释，老师通过潜意识催眠，让孩子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每天听重复的话语也是催眠的一种”。
15岁的胡鼎曾经参与过一个叫“青少年领袖培训班”的课程，带来的痛苦影响至今。
课程开设于2019年7月，五天四夜的课程价值上万元，上课地点在广州市白云区一家酒店，曾经上过课程的老学员，担任夏令营的助教。胡鼎的父母听说，其他孩子上课后“突然开窍了”，成绩年级前十，特意让胡鼎从佛山赶去广州上课 。
在课上，胡鼎必须反反复复大喊一句口号，“我要做一个负责任的领袖！”酒店的会议室重复回响这句口号。课上有大约36个学生，谁先停下就输了。胡鼎的嗓子喊哑了，“喉宝”成了学生们的必需品。
课程还设有游戏环节，经常持续到晚上10点多，有时到深夜12点才结束。胡鼎回忆，每个学员需要分享自己的错误，6人一组，互相批评。他分享自己经常和父母吵架，组员在老学员的带领下，围着他骂“虚伪”“不孝”“不负责任”，直到把他骂哭。
老师和老学员是课堂的绝对权威。他们要求所有学生站在椅子上，跟着老师的口令左转右转。第一次转错，惩罚学生跪在椅子上；第二次犯错，学生得从椅子上下来，站在地面；第三次犯错，老学员会把人拖出会议室，在门外等游戏结束。
老师说，老学员就是“你们的父母”，每一次犯错会让父母受伤，不能做错事。胡鼎回忆，“整个过程很有负罪感，半数人被硬拽到门外。”
这门课程结束至今两年，他变得胆怯，总害怕做错事。 每次帮父母买饭，或帮同学买奶茶，他害怕买错了，总要打电话给对方，一遍一遍确认。他也想改掉，变得更相信自己，但是“很难”。
他事后了解过“教练技术”课程，发现青少年班相对成人班管理更宽松，把成人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游戏糅在一起。但他没有把对“青少年领袖班”的真实看法告诉父母，因为父母信任这类课程pg电子平台，如果说出真相，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争吵。
2021年暑假，14岁的李桦也参与了类似课程。她曾想在这个为期5天的夏令营里“度假”，暂时逃离网课和作业，却迎来了高强度的训练。她每天要唱歌、练舞、游戏、完成作业，有时早上五六点就要起床，睡眠不足，“比在学校学习还累”。
课程上的许多游戏，无论学员采取什么玩法，都会被教官批评。有些游戏虚构了极端危险的游戏场景。李桦遇到的虚构游戏场景是在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爬山，在这个环节，李桦明显感觉呼吸加速、冒冷汗。她每天都哭，“不哭不行，不哭融入不进去”。
结课后，李桦慢慢回忆课程细节，发现很多游戏没有实际意义，只是设置了一个极端场景，引导学生进入情境，学生在游戏过程中哭泣、情绪崩溃，最后再教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她向亲戚打听，相比成人班，少年班只缺少感召“海星”的环节。
来自江苏省的沈澄，从2016年开始关注“教练技术”，是受害者互助微信群的核心成员之一。曾有一个18岁的女生向沈澄求助，姨妈给她报了“培养未来领袖”的夏令营，在课堂上要不断重复“我要成为领袖”的口号。沈澄与她母亲讲述“教练技术”的危害时，母亲却回复，“你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我更相信孩子通过这次培训会有所收获”。
沈澄总结，青少年学员的家长大多被这类课程的宣传话术迷惑，才会为青少年报班，许多青少年很难察觉这类课程的问题，即使发现，也很难反对家长的决定。
沈澄发现，一些沉迷“教练技术”的学员，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感到迷茫，希望课程能帮助解决问题，比如，夫妻不和希望改善关系，内向的人希望提升口才，改善不良情绪等。
一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女生，曾多次受同学的邀请加入课程，都拒绝了。直到她失恋时，这个同学拉上“教练技术”课程的两个学员，三人一起陪她到咖啡馆里，安慰她一个多小时。她感受到“他人的善意”，答应上课。
这个性格内向的女生独自在大城市打拼，她说，在“教练技术”课堂上，她能感受到日常生活中少有的“大家庭”的连接感，“很感动”。导师会引导学员交流隐私、分享秘密、互相拥抱，毕业时，老学员微笑着为新学员送上祝福和鲜花。
她甚至有过期待，结课后能拥有一个闺蜜，“闺蜜才会分享秘密”。后来她才知道，咖啡馆那次善意的对话，只不过是老学员拉人头的方法之一。
这些希望在培训课里找到“解药”的学员，在上课过程中受到更大伤害。受害者互助微信群一个家属说，这个课程专门挑选别人脆弱迷茫的时候，邀请上课，“挺缺德的”。
很难统计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因为“教练技术”课程受到影响。沈澄所在的受害者互助微信群，从2016年至今，约有2000人加入。其中，沈澄接触过至少200对夫妻因为“教练技术”课程离婚。
曾有学员参加培训课程后精神失常。2011年，昆明一位家政服务公司的老板，在“教练技术”培训课上，当场精神失常，后在云南省精神病医院治疗，经司法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患病后，家政服务公司停业，患者生活不能自理，需专人监管。
她的家属起诉培训机构，要求对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判决书中，家属提供证据，证明该培训机构此前曾两次发生跳楼事件。
陈天嘉教授介绍，“教练技术”课程的源头是美国一家叫做Lifespring的组织，在美国也曾引发争议，一些学员上课时很享受，认为心理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疏解，一些学员身体弱或有基础疾病，承受不住课程压力，有人精神失常，有人自杀。
根据资料，在美国，有30多起针对Lifespring的诉讼，罪名包括非自愿劳役、非法死亡。这些受害者不断提起法律诉讼，迫使Lifespring关闭。
陈天嘉总结，“教练技术”的心理操控技术让参与者思想极端化。参与者的人格被重新改造，自我价值、自尊以及正常社会认同发生巨大变化，实质上是心理虐待。
在他看来，这些被虐待的参与者，有可能成为“教练技术”狂热的捍卫者，认为自己是来“拯救”他人的。
而且，培训课程带来的影响会伴随学员后半辈子。比如，当听到特定音乐，看到一些场景，学员会回忆起过去培训上课的场景，心理会有痛苦的感觉。
这些痛苦需要学员与他们的家属共同消化。许多学员和家属回忆，在第一阶段，学员有了明显积极的变化，但很快，情况由好转坏。
林晴和老公一起在深圳开了一家灯具公司，老公是理工科专业出身，夫妻俩一起打拼，在深圳买房安家。林晴回忆，老公原先不干家务活儿，上了第一阶段培训课程后，回家帮林晴洗内裤、写情书、叠衣服，凌晨3点在家拖地。
但到了第二阶段，上课时，老公被人按在地上殴打，衣服的领子被撕烂。林晴发现，老公变得异常亢奋，萌生了赚快钱的想法，计划把只有10个员工的公司上市，要求所有家人全听他的话。
李程也发现，父亲能迅速进入亢奋状态，脾气易怒暴躁。遇到家人赖床，李程父亲直接扇巴掌。李程多次劝父亲别上课，父亲用“逆子”“傲慢”形容李程，拒绝提供李程上大学的生活费，还用铁棍打李程的头。
受害者互助群中，许多家属苦恼，如何劝说家人不上培训课。为了阻拦老公上课，林晴删除老公手机里导师和同学的微信。老公认定林晴不给自家男人面子，双方对抗最激烈时，老公关上厨房门，拿起菜刀威胁林晴。
有人在劝说家人离开培训班的过程中，自己被“感召”。北京一个理工科硕士生，因为女友上课，一度报警要求处理培训机构，后来女友为他垫付学费，他去试听了几节课，也跟着陷进去。
一个曾上过课的学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评价“教练技术”课程要“尽量中立”，有好处也有坏处。她回忆，10年前，她不情愿地被“感召”上课，导师要求她转变心态，“不是课堂环境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学会从自己身上寻找问题，是她上课的收获。
这种中立的视角在老学员群体中普遍存在。他们清楚这个课程的危害，却声称有自信能驾驭这门课程，只学习积极的内容。
沈澄却反驳，“教练技术”课程就像一颗包裹着巧克力糖衣的毒药，正常人明知毒药会选择不吃，但当有人拍着胸脯说，只舔掉巧克力糖衣，绝不中毒，这个人要么认知出了问题，要么就是卖毒药的销售人员。
打击“教练技术”课程并不容易。这类课程在美国常伴随基督教异端传播，美国主流社会称呼其为传销类。
陈天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中国，“教练技术”课程没有神化首要分子，组织化程度松散，也没有明显传播迷信邪说的证据，不满足刑法第三百条对“组织”的定义。而且，学员上课前需要上交手机，签订协议不允许公开课程内容，执法机关难以掌握课程内容。
界定这类培训机构为传销组织，也是个难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传销法》，成功发展“新人”后，组织会给“老人”提供包括物质奖励等报酬，“新人”加入组织也要缴纳费用，“新人”和“老人”会形成上下线关系。
但在“教练技术”课程里，学员感召“海星”没有报酬，学员“觉得干这些事比得到多少钱都值得、都快乐”，“海星”缴费属于“培训费”，新老学员不构成上下级关系。
2019年，深圳市公安局立案侦查深圳众鼎商学院，成了国内破获的首例以“教练技术”为名，通过非法有害培训实施精神控制的新型传销案。办案民警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介绍，作为一种新型的培训模式，“教练技术”成为监管的真空地带，日常监管仍有缺失。
该案后，这类课程依然在各地传播。沈澄发现，一些学员醒悟后报警，却出示不了明确证据。
沈澄总结，开办“教练技术”课程成本很低，只需要注册公司，招一两个导师，租一个办公室，就可以招募学员。至于培训经费、场地、道具，完全可以感召老学员提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的受害者中，有人即将上初三，有的应届毕业生被老板邀请参与课程，还有人刚毕业3年，为了交学费特意办了第一张信用卡。
有10年参与式培训经验的心理咨询师梁逸认为，良性的心理课程不会对参与者有个人评判、指责、攻击的行为，会保护参与者，如果参与者出现了不良的情绪，一定要及时拒绝，求助并离开。
他说，在逐利的背景下，“教练技术”课程的繁荣让没有伦理底线和心理学知识的人，只要拿到一套方法，就可以开班。实际上，组织心理团体活动的导师门槛很高，需要照顾每个参与者内心世界，有耐心，懂得心理学，有长期经验。
陈天嘉建议，受害者可以效仿上世纪美国的那群受害者，提起法律诉讼，“判例多了，后续就有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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